内容简介
本期我从自身的业余时间分配的问题出发，讨论沉思生活的必要性，论据包括沉思生活摆脱了外在依赖、能带来真正产出以及它特有的属人特征。最后以幸福悖论的讨论结尾，部分地解决了我所困扰的问题。
正文
最近思考的问题除了工具的话题，另一个关注的话题就是关于沉思生活状态的问题。原因在于我发现虽然我的空余时间大量的用于阅读，但我不那么愿意读和工作有关的书，而更愿意去啃没那么好读的哲学书籍。即便两种类型的内容都是好的，但我想知道我的内在动因是什么，有一些问题它重要但是看起来毫无功用，不仅是我，很多人都愿意为它倾注时间，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进行探寻。
探寻的阶段性结果我把它归纳为一个论点：沉思生活的必要性。那么我会开始聊聊为什么沉思生活是必要的，而沉思生活的缺乏又会给人什么影响。
外在依赖
首先聊沉思生活的必要性在于，它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我们日常的倦怠和压抑情绪，而我们很难察觉。理查德·A·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命运》中，提出了幸福感和收入关系不一定正相关，我相信这个结论很多人都感同身受，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这个”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就是沉思生活的缺乏。
这里的内在逻辑在于，在收入增长的早期，收入的增长的确可以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因为收入增长带来了充分消费的体验和充分消费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给人的感觉是努力工作、收入和幸福感在实际感受上的确是正相关的，这会强化人对于这个反馈循环的依赖。
而问题在于，努力工作的状态、收入形成了幸福感的外在依赖，在多种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下，收入在达到了均值之后没有那么容易受自己控制，而这种外在依赖同样是一个稀缺物。根据克里希那穆提反复提及的，我们会开始恐惧，恐惧失去和无法得到，这带来紧张的情绪。从而让我们更加看中对于外在依赖的追寻。
而亚里士多德也有同样的观点，他把人追求的生活分为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第一种生活好的状态享受美的事务，第二种生活好的状态是为城邦行善，第三种生活是沉思。而前两种生活都是强外在依赖的，沉思生活不依赖，它是自足的。
所以沉思生活的必要性的第一个原因是它是自足的，无需外在依赖的，否则我们会因为长久的外在依赖而处于紧张和压抑当中，一直得不到好的状态和宁静。
真正产出
第二个关于沉思生活的必要性在于，它会带来真正的产出，而不是现有物质的复制。在韩炳哲的《倦怠社会》的开篇提出我们处于一个功绩社会当中，每个人成为自己的雇主，而这让我们处于虚构的积极当中。
这种虚构的积极让我们期望拥有更多的身份，拥有更多的功绩，对自己的高要求导致了我们的疲倦。这里内在的原因和上面提到一样，同样是我们恐惧自身在社会中的丧失，从而希望抓住一些东西，包括身份和资产，让自己处于过度的积极性当中。
但是就像上面论证的，我们期望抓住的东西通常不完全受自己控制，并且通常情况下，大多数貌似值得追求的东西当我们往后站一下，重新审视实际完全不值得追求。比如我其实很爱玩游戏，很多游戏业会设计日常任务、组队任务等等相应的挑战和奖励去告诉我这个事情值得做，并且有明确的反馈，但是其实它们只属于大多数让我们过度积极的目标之一。
而更重要的是，过度的积极不会带来真正的产出，这也是《倦怠社会》这本书中给我们最大启示，一味的忙碌只会重复和加速复制现有已经存在的东西，而真正的产出，需要我们深刻、专一的能力。
这种深刻和专一是我非常看中的，在播客的准备过程中，是我每个月最期待的时候，它会给我一种状态，给自己抛出一个问题，我会像旁观者一样双手交叉地看着自己，看看这次我会给自己抛出的这个问题怎样的回应。就像很多小说家一样会说，他要做的只是坐在书桌前，让自己设定好的角色自己说话，演出他们的故事。
在很长久的过程中，我也仅仅在准备播客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有好的产出之后我会非常的愉悦，我想这是我短暂而体验到了专一状态所带来的奖励。而我也相信这是真正的产出的必要条件。
而这个状态并不是容易得到的，反而是需要做一些决定，比如刻意的隔绝，也就是对很多事情做出否定。包括不立刻对身边的人和信息做出回应，不对其他好像也很重要的事情做积极的回应，减少对自己的关注。这内在其实包含着重大的否定，对思考以外的任何事情的否定。
属人特性
最后一个沉思的必要性的原因是它是特属于人的活动。我们很容易想象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外在善、身体善由动物所体验到。
外在的好的感受，当我们充分消费的时候是可以体验到的，当我们有足够的金钱和资源，我们可以容易地获得我们想获得的东西，就像进入米仓的老鼠一样有充分好的感受。
而身体善也是一样，当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状态的时候，就像跑步时感受到愉悦的动物一样，它也非常真实。但这都不是人所特有的，而只有沉思生活是。
它背后的意识是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所特有的活动。这里的理性不是用于劳作的工具性，这也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引用卡尔·马克思，在讨论劳动、工作和行动时做的分辨，用于劳动的工具性所运用的理性，同样无法让我们感受到自足，因为劳动的产出必然成为产品，而产品仅在交换和使用时产生价值，这让理性有了外在依赖。
到这里，也解释了我为什么在工作之余不想看工具书籍的原因，不是它们没有用，而是它有了外在依赖，它必须在工作成绩出现的那一刻才体现出价值，它不是自足的，而沉思或由此产生的东西可以自足。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刻意的去除了行动的目的化之后，大多数人会进入娱乐和消费，而不是导向了美、善行和沉思。导向了对于自我需求、挥霍与吝啬行为而不是导向沉思，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属人特征上，外在、身体都不完全是属人的，但是灵魂善是，它就是上面提到的快乐、德性和明智。而明智由是其中最属人的目的，它高于德性和快乐，由更大的完满性和自足性。
为什么属人的特性这么重要，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个人的美德、公共生活的美德都是为了实现属人的沉思生活而存在。我想只能通过人的此在的有死性来解释。因为此在在思考存在，且他的生命有限。脱离了平常状态的此在在深刻体会和思考之后，必然会导向沉思生活。
幸福悖论
最后我想以幸福悖论的话题来总结，在袁玖林的：论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幸福观这篇论文中他也这样结尾：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本质性的原因是沉思幸福的缺失，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过度渴求导致其陷入欲壑难填的状态中，当收入不能够满足其对于物质欲望的向往时就会产生烦躁不安的情绪，当收入能够满足其对于物质欲望的追求时就会陷入百无聊赖的情绪中，在烦躁与无聊的纠结中，离自己所要追求的幸福也越来越远。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以人的现实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属人的幸福是必要的，但不是最终的目的;以思辨活动为表征的沉思幸福是最高的、第一位的幸福，是人摆脱外在手段充分展示自身内在价值的体现。
就在于上面我提到的，它摆脱了外在依赖，能带来真正的产出，以及它的属人特征。这共同引申出了我想讨论的沉思生活的必要性，也解释了我自己困扰已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