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期我回顾了我们常识丧失的原因:知识不再是基于人生感悟的动态过程,而是,仅仅基于书本知识或其它同样抽象的知识的静态过程。并全面的梳理了我们丧失常识所带来的问题,借由项飙的《浙江村》的文本,我试图提出重新让我们获得常识的路径:多维度动态的视角,细致的描摹与联系,互动并关注自己的感受。而更重要的是一个比喻:我们需要更多的写生而不是看地图,用实践来获得常识。

正文

问题的缘起

在上一期,我提到了我们难以理解复杂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我们演化出了非常高超的符号能力,而这种对于符号与概念的掌握,让我们逐渐丢失了常识。这一趋势,我称为“知识的官僚化”——知识不再是基于人生感悟的动态过程,而是,仅仅基于书本知识或其它同样抽象的知识的静态过程。

在这一期发布后,也有很多听众留言说非常感同身受,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充斥了过多的概念符号,而让我们丧失了对于重要问题的感受力,比如现在很多人诟病的互联网公司的黑化,也正是对于这类问题状态的嘲讽,那么我想在这一期相对完整的回答一下,我们如何应对这类知识官僚化的问题,我们又如何重新获得常识。

这一期我将会从项飙的人类学专著: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作为主要文本进行解释。项飙教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最近很火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他的谈话集,而我主要讨论的文本,是他早些年的作品,一个对于北京大红门地区服装生产与销售的聚集地“浙江村”的调查研究报告。

一、概念的问题

首先我想补充一下“知识官僚化”,也就是过多地专注于符号和概念,除了让我们难以理解复杂以外的问题。在常规的社会学研究中,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表述,他们可能也会用来描述像浙江村这样的外来居民进入一个原有社群的现象。

你可能会听到比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比如马克思韦伯的“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传统性统治”和“合法性统治”。也还可能提到这样的描述:“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被视为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而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也是学术领域典型用到的表述方式,在有足够的语境和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他们的确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就像互联网黑话一样,但是过多的专注于符号和概念的分辨,并不能让我们更深度的理解和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

项飙这样描述人们对于互惠行为的解释:人际关系的互惠意识很像经济学中“均衡”“出清”这些概念,它并不是完全虚假的,如果把时间延续得足够长,我们好像也能看到不同人之间的“平衡”,它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型”。但是恐怕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怀抱这样的图示过日子。

也就是说生活并不以概念运作,过多的专注概念和符号,不仅让我们难以理解复杂问题,还可能让我们丧失尝试,难以用概念指导生活。

二、多维度动态的视角

重新获得常识,首先可以用到的是多维度视角,就像我上期播客说的一样。项飙在书中这样描述浙江村为什么在90年代前后在北京大红门地区这样一个城乡结合部出现:
地理因素:
一、最简单的,这里有大量的闲房可供出租。二、为什么不住到闲房更多的郊区或农村去呢?道理也很简单,这些外来人口要从事商业和小工业,不能离市中心太远。三、城乡结合部的行政管理往往相对薄弱。
人的因素:
温州人的商业敏感:“外地人如果被抓住一次,他们就觉得好像白衬衫上滴了墨一样,不得了了。但我们无所谓,年轻人谁能挣钱谁有本事。在外面做生意被送回家里,谁也不会看不起你。
市场因素:
市场的松动,西单等国营柜台开始有人尝试出租,代销方式使“浙江村”的产品以极低的成本进入正规市场。
地理、人以及市场的因素还有其他更多的因素,让我们对于这样社群的出现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但这还只是基础。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比如为什么浙江村难以形成大的公司?
社会学的视角从人与组织的形态去看,浙江村的形成也正是因为“链式流动”让服装的生产和销售能够运作起来又富有弹性,而这种掺杂着亲情的生意关系很难长期重合,因为很容易“难为情”。更细的说就是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内部不能形成一定的结构,很容易出现两方面的摩擦。(一)他们经常强调的“意见观点不一致”。其实观点不一致并不重要,人和人的合作中总是充满不一致的,重要的是,这种模糊的关系是不分你我,内部没有结构,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一致。(二)没有彼此监督的能力和制度。只要有一方稍微不自觉,或者稍微多疑一点,合作马上陷入僵局。在这个时候,作为亲友的合作者又很难有动力把彼此的关系重新加以界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客气地分手。如果不终止,整个“系”的关系都要受到威胁。
更重要的是,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的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而科层结构又是现代公司管理必要的。

三、细致的描摹与联系

除了多维度的视角,细致的描摹也很重要,项飙在调查过程中长期的生活在浙江村,他开始深度的参与和描摹这个社群如何运作,比如纠纷如何解决。以及大院为什么出现:
纠纷如何解决?
并不是诉诸法律的解决,而更多出现的是“吃某某人存成也面子”,调节人会对当事人说:你就吃我一个面子,这事就解决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浙江村呈现出旧时候乡绅时期的一派风貌,这在现今是不好理解的,但又是生动的。“浙江村人”曾自发试行过这么几种自卫组织形式

大院的出现:
像永嘉人住的大院,就几乎完全以加工皮夹克为主,所以有好几个大院都直接打出“永嘉皮服大院”的招牌。这为的是更好地招徕生意,要进皮货的客户就愿意到这样的大院里来。(二)同亲友圈的人聚居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因为在阿里,讲起中国电商的发展,可能就会想起B2B到淘宝,这是平台的视角,但是我们以供给的视角去看,浙江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生动的讲述了在北京大红门地区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服装生产和销售产业带的出现,一群敢闯敢干的温州人怎么以异乡人的身份在这个地方扎根。
他们不仅解决了从原料到加工的问题,他们还解决了劳动力市场如何稳定供给的问题,他们用链式流动和家乡人才市场的方式;他们解决了纠纷的问题,用一种类似于乡绅式的吃某人一个面子,以及帮派的方式解决;他们解决了住宿的问题,从一开始租本地人的房屋,到自己盖大院的方式。
他们不仅解决服装生产,还解决上面这么多的问题。我看到了这帮人在这里生产服装,这里有新的人加入,这里产生了纠纷有帮派的参与,在这里他们住在大院里,在90年代的时候被清理运动赶走又在回来,当我读到这么多细节的时候感受到他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年代是真实生活着的,而这种全方位的感受,就是“常识”出现的地方,也是概念消解的地方。
当你有了这些常识,我重新回忆我去过的大红门,敏锐的感受力才会对我敞开,才能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

四、互动并关注自己的感受

更进一步,项飙自己也在结尾的时候也总结了,他的调查与众多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不同,这本书在描述上的最大特点是对“我”的强调,经常提到我的“惊讶”“欣喜”以及“不耐烦”等等。不仅调查是参与式的,叙述也是参与式的,强调对“发现的逻辑”的说明。
同时,他非常关注与个体的交流,述说者应该是被述说者和阅听人之间的媒介,我很希望把我的这本书写成我和“浙江村”的人们,和读者们之间的一出“双重对话”。述说者应该承认他所进行的调查是一个和被调查者互相理解的过程。他发现事实的过程和他所发现的事实过程同样重要。

五、写生而不是看地图

多维度动态的视角、细致的描摹与联系、关注自己的感受与互动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其实非常困难,我们难免继续被概念裹挟,在工作的过程中远离用户,而组织概念。而项飙的讲述中有一个比喻让我非常有感触,就是我们要写生而不是看地图

地图可以以精确的形式地反映一个地理形貌的特征,它被理解为“科学”;但是一幅写生,一帧大写意的中国水墨画,不是同样给人以关于这一形貌的理解吗?它不是精确的,不像“科学”,可它反映了地图所不能反映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会让我们重新获得常识。

那么具体如何写生呢?其实从词语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可以很好的贴近项飙想要传递的意思,看地图是看,而写生则是需要我们自己支起画架,拿起笔和颜料,铺好纸,一笔笔的写生。这里的写生就是实践

项飙这样结束浙江村这本书,对社会的“总体认识”可能是虚假的,应该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发现并试图解决真实的问题所在。

研究无法超越实践,当我们关注和关心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抱有动态而多维的视角,对所见所闻细致的描摹并将它们联系,并且真实的与关注的人与事互动,记录自己的感受,这是我所理解的“实践”,也是项飙在浙江村考察时所做的,也是我们重新获得常识,甚至重新获得掌握生活的方法。

参考

  •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 极乐迪斯科
  • 配乐:Whirling CafeteriaNight Disco Elys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