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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期播客由汪丁丁教授的论文《行为社会科学的三组特征事实》切入,讨论了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的转向和问题意识,引申讨论了幸福及其决定因素、群体创造性与峰值人群。最后回到个人问题,展开讲了讲如何去看个人的基本问题。

正文

1. 引言

本期的标题是从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看去,想谈论这个问题的缘起是阅读了汪丁丁教授在 2017 年 11 月的一篇论文《行为社会科学的三组特征事实》,也是小李老师在翻转电台节目中推荐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一书的延伸阅读。在文中汪丁丁教授谈到了一个问题的转向和三组特征事实,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转向和与其相关的幸福、创造性与个性的特征事实。

也就是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汪丁丁教授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上会谈到那么多好像不相关的问题的原因,这些问题分别是:对于天才的研究,幸福何以可能,与脑科学相结合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等等。

当了解他研究这些问题的原因之后,很自然我的想到这些研究与我自身的关系,它让我看到了上面提到的四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分别是:问题意识、幸福、创造性、个性。如果说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能给我什么启示,那么也就是这 4 组关键词,接下来我一一来讲一下我的理解,

2. 问题意识

首先是问题意识,在经历过高校教育,包括众多知识付费与内容之后,我们会发现就个人能够了解的知识和思考容量而言,我们生产和面对太多我们难以掌握的知识,和精细的学科分类。就我从事设计行业而言,在没有建立起足够的问题意识和知识图谱之前,我会觉得许多的学科都无比重要,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包括设计领域的知识,对我们而言好像都非常的重要,选择去了解什么,选择不去了解什么,是十分难以取舍的问题。

但我不想那么快的进入到个人的知识输入的问题的讨论上,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在汪丁丁教授的视野中,从事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关注什么问题,什么又让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和传统的经济、社会、心理学分科不同,行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的就是社会科学问题,至于用经济学还是心理学的视角,分的倒没有那么细。

而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无论是经济学的视角还是社会学的视角,直到现在依旧在讨论的就是齐美尔提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经济学用供需与博弈的视角来看社会何以可能,社会学用符号互动、结构功能主义等等思维框架来研究社会何以可能。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固然重要,但是令我兴奋的是,行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关心的是这一困扰着众多学者的基本问题转向的过程。

这个基本问题的背景是在 20 世纪个人主义兴起之后,我们不仅要解答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还亟待解答的是关于群体幸福感、群体创造性和和谐如何达成的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 3 个问题是重要的?

汪丁丁教授用众多的研究举证发现,在相同的时期,总是有许多杰出的人在讨论相类似的话题,就比如20世纪的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是围绕着上面的3个问题展开,而这些话题恰巧被验证是那个时代重要的问题。

引他文中的话就是“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议题及其相关的问题意识,或多或少包含在特定时期发表的许多著作当中而不是敏感依赖于任何个人的学术思路”。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是一个具有重要性感受的人的时候,你必然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症结,是重要的问题。

以后验的视角去看,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具有重要性感受的人,他在观察行为社会问题的时候,必然的会走向我们面临的个人主义大背景下的一系列问题。这同样解决了许多历史研究者争论的,包括普列汉诺夫所讨论的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争论。

可以这样诠释重要性感受:如果一个重要的议题的讨论是依赖与个人的发现,那么这种研究方式是过于脆弱的,而更好的表述是,对于在某个时代杰出的人,他应该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性感受的人,而在同时代,还必然有一批和他一样具有问题意识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那么这也引来了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的第二个话题,这样具有重要性感受的人,所谓峰值人群,对于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3. 幸福及其决定因素

第二个话题是幸福及其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具有重要性感受的人呢?结论可以这样概括,有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幸福都与智商显著正相关,同时,教育、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基尼系数、贪腐系数与智商显著负相关。储蓄率和金融活动水平与智商显著正相关。

或者这样说,小到一个人是否幸福,大到一个群体是否幸福,都严重依赖于群体智商,更加依赖于代议制体系下,选择出来峰值人群做代理决策。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找出这样的峰值人群,正在取代以前的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成为新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4. 群体创造性与峰值人群

那么,不找出这样的峰值人群,社会可以通过体制、法律等等的设计来让社会运转的更好吗?行为社会科学告诉我们不可以,原因来自于网络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幂律”,它可以这样被描述,通常一个重要的节点,需要 1000 个被认为仅次于重要节点的节点支撑,如果节点是 3 层结构,那么 1 个重要节点需要 100 万个底层节点,汪丁丁教授在书里这样描述:这可能意味着 100 万人的城市里面,大约有 1000 个人被认为是中级重要的,1 个是重要的。而这个重要的人,也是上面提到的与幸福相关的最大影响因子。

假设社会中的重要性感受的人分布是正态分布,也就是感受中等的占大多数,感受低和感受多的人分别在左侧和右侧且都很少,那么当社会制度没有办法让具有先天重要性感受的峰值人群得以开发的时候,这个先天重要性分布的峰值会逐渐左移,社会的平均智商会越来越低,而由于上面对于智商与一系列正向指标的实证研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峰值人群得以发挥,社会将会进入无尽的向下螺旋,社会平均智商趋于零。

所以汪丁丁教授提议将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由社会何以可能,改为:假设群体内全部个体头脑的先天重要性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由于无法预知那些头脑是先天重要性的并且由于基因和文化的共生演化,尽可能减少头脑浪费的唯一方式就是合理配置资源从而让全体成员都有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的机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性感受的提议,而且他能引导我们个人从这个提议向外和向内看去。

5. 个人的基本问题

顺着行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继续看去。行为社会科学家认为抓住峰值人群并挖掘他们,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而落到个人这里, 我会发现这一系列研究与每个人都十分相关。

首先是峰值人群和个体重要性感受的类比,因为行为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研究人的学科,你可以很容易的对它所研究的问题做个体性类比。因为除了先天决定的重要性感受,社会机制设计需要找到这样的人,我也明显的感受得到重要性感受是可以被训练的,它十分强烈的与自己的信息输入、实践与反思有关,而具有这样的感受之后,去创造与实践,是让自己拥有良好生活的开始。

其次是群体幸福和个体良好生活的类比。群体幸福基本由代议制体制下,峰值人群决定,而个人是否具有良好生活,基本由个人的峰值创造性实践和创造性情感决定。它要求我们能够基于问题意识,建立起自己让自己的创造力得以发挥的机制,个人装置,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是群体创造性和个体创造性的类比。在群体创造性中关注的是峰值人群,而峰值人群得发掘又依赖于群体规模、重要性人群得表达机会、良好的代议制和社会流动机制。而对于个人而言,良好实践如何得以发挥,同样关系到我们的日常行为的规模,良好实践的表达机会、和传递机制,而良好实践恰是个人创造性的体现。

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幂律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是由一个个选择决定所组成,而许多的基础的选择才能涌现出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们每个人是怎样的,又由所做的重要的决定所定义,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创造性是否可以发挥,反过来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将日常的时间的选择交给无需选择的消费文化并将时间杀死,内含的事实是我们选择的机会变少,重要性表达的机会变少,有创造力的个人装置因为没有建立的条件下,思维交流和流动减弱,那么个人的成就可能性也遵循幂律而归于零。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如果顺着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看去,我会看到群体性的重要性感受、幸福、创造力的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

参考:

  • 齐美尔 《社会何以可能》
  • 汪丁丁 《行为社会科学的三组特征事实》
  •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 翻转电台 李厚辰 “公共争议中的‘重要性感受’”
  • 配乐:Disco Elysium / 极乐迪斯科 OST,whirling in rags 8 am soundtr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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